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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实中，很多人会以“涉及秘密”或“保护隐私”为借口，拉帮结派、排斥异己，尤其在讲究关系的政商场合。当然，这也会带来“负作用”，比如处于竞争地位的“敌对”一方刻意躲避秘密，或者在工作中消极对抗。对此，昆明亭长朗然科技有限公司保密宣教专员董志军表示：尽管国家有完善的保密管理制度，然而很多时候“秘密”仍然被用于办公室政治斗争和商业竞争中的借口和武器，当然，这些所谓的“秘密”无疑是不良秘密甚至垃圾秘密，更会引发派系之间的信息争斗与隔离，对组织的一体化事业是有害的。

主体按照对自己有利的原则，产生秘密并实施保密活动，这可能是秘密的原始生态。虽然在某些情况下，因为没有统一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，是非标准往往难以掌握，是非判断往往比较模糊，使我们无法进行明确的是非判断。比如，作为后来者，我们无法判定荆轲刺秦图穷匕见时的是与非：作为旁观者，我们也无法判定美俄心知肚明互派间谍的曲与直。但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，如果没有基本的评判标准，我们的行为往往会陷于是非曲直不分的泥潭，那将是最大的悲哀。如果个体不对秘密进行是非判断、社会不对秘密进行有效管理和约束，社会将处于混乱状态。

秘密主体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，判断秘密的有用、无用和有益、有害，以趋利避害为原则实施自己的秘密行为。当一个主体实施对自己有利的保密行为时，可能对另一主体产生危害，但两者都以明确的是非标准，判断自己为“是”、对方为“非”，所以秘密便有了“是”与“非”、“善”与“恶”等性质上的区别。同时，在特定历史时期、社会制度、价值观念、利益关系条件下，总是有相应的道德与法律发挥规范作用，并成为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。所以，根据现行道德及法律法规的规范，对秘密主体、保密主体进行保密的初衷、过程、结果进行评判，所要保护的秘密又有了“合法”与“非法”以及“正义”与“邪恶”等原则上的区别。

秘密的是非区别，决定了保密行为的是非区别，也决定了相关主体的盛衰趋势。在任何条件下，我们都必须对秘密进行“是”与“非”、“合法”与“非法”等原则、性质上的判断，进而正确处理为什么保密、保什么密的问题。不分是非地保密，只会使我们在迷航中越走越远。

按照秘密实施后造成的最终结果，尤其是对秘密客体、宏观主体的存在、和谐与发展是否有利，还可以将秘密区分为健康秘密、垃圾秘密或优良秘密、不良秘密。保护和实施秘密最终结果的好与坏，取决于秘密主体使用秘密的目的是否正确、手段是否合理、结果是否良好。

比如，在我们的心目中，秦桧向来是以大奸贼的形象出现，他用阴险的手段残害忠良，被万世唾弃，但他也曾导演了一场秘密大戏，挽救了一场经济危机。他在当宰相时，都城临安市面铜钱匮乏，严重影响商品流通，造成货物大量积压。

临安知府知道这是官员和富商囤积所致，又苦无良策，只得向秦桧禀报。秦桧沉吟片刻，说这事不难办，让知府回去静候。知府一走，秦桧叫来财政部一名官员，清退左右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刚接到圣旨，圣上准备改变钱法，现行铜钱一律废止。你回去要预做准备，不日圣旨就到。”临走时特意嘱咐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切记保密。

这名官员承蒙宰相单独召见，又委以重任，十分高兴。静下心来，想到自己存有大量铜钱，得赶快出手，否则就亏大了。于是找来干练手下，让他们拉着铜钱上街，买什么都行，只要把铜钱花出去就行。接着又想起自己的亲朋好友，赶忙派心腹通风报信，并再三叮嘱保密。结果不出半天，街上车马骤增，到处都是抢购的人，商家都不知道用什么盛铜钱好。

第二天，临安知府满面喜色前来向秦桧报告，市场上铜钱堆积如山，交易已恢复正常，并请教用什么法术，一夜间让市场上冒出那么多铜钱，秦桧微笑道：“无他，小道消息而已。”

秦桧做的对吗？在这件事上，从结果论看，似乎无可厚非。更进一步看，这也暴露出保密工作的不足，该位官员无疑利用该虚假“秘密”谋私，搞几次这样成功的小道消息“间谍”活动，以后大宋啥都没法保密了，甚至会引来“狼来了”的极端效应。

具备的秘密和缺失的秘密，是主体的秘密，也可能是别人的秘密，围绕主体担当相应职责的基本条件和担当职责的基本评判，会形成一个秘密的空间，使许多个人、组织陷入迷茫。如组织部门对某人是否有能力、有责任心、有道德进行考察，人们往往心知肚明，却出言谨慎，不便妄加评论，唯恐祸从口出，这往往使组织部门难以得到真实的必要的信息：主体对履行职责所需的信息是否掌握，他人能否有效提供，往往有很大的问题：对主体履行职责的好坏，其他人往往基于种种原因难以准确评判。

最后，昆明亭长朗然科技有限公司保密宣教专员董志军称：秘密大量产生并以不同方式存在，客观上加大了秘密主体的保密责任和难度，迫使人们必须按照其具体特点，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，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。

总之，秘密不是真空的，离不开政商环境，被人恶意利用是难免的，然而，我们可以加强修为，让保密工作更为阳光、正向、和谐。